北京香山公園昨日釋出公告稱，為加強疫情防控工作，香山公園將進一步加強限流措施。公園相關負責人介紹，“一旦達到較高的瞬時客流量，我們將和屬地聯動，在遠端比如香泉環島、山下就會安排人員勸導遊客返回。”
公告稱，目前疫情防控正處於關鍵時期，由於天氣轉暖，登山遊客有增多的趨勢，為避免人員聚集，確保遊客健康安全，香山公園將進一步加強限流措施，與屬地聯動實行遠程管控。園內已關停的室內區域和空間相對狹小的景區，如碧雲寺、香山革命紀念地舊址、香山寺、致遠齋、勤政殿、見心齋等景區，繼續保持關閉狀態。
香山公園相關負責人介紹，限流措施實行動態管理，將根據瞬時客流量相應調整。“一旦達到較高的瞬時客流量，我們將和屬地聯動，在遠端比如香泉環島、山下就會安排人員勸導遊客返回。目前我們門區很少有遊客購買紙質票，已經購買的電子票也隨時可退。我們也提示遊客，儘量待在家中，或是錯峰出行。”
年初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，對於敏感性產業特征的旅遊業的衝擊是顯而易見的。先前，我們在思考我國旅遊未來發展時，很少將突發的社會因素考慮進去，如這次疫情對我國旅遊走勢的影響。從預測學來說，這是一個不可控的問題，是一個黑天鵝事件。迄今為止，旅遊學界以及國內媒體在討論疫情對旅遊經濟增長衝擊的影響，多數持樂觀態度。普遍認為：不必擔心肺炎疫情對中國旅遊的負麵影響，例如2003年的**並未拖累該年度的旅遊增長，全年旅遊增長率僅僅比2002年下降了13%，而在2004年全國旅遊增長速度高達24%。
利用17年前的疫情發生後的2003年和2004年的旅遊經濟運行結果，來預測本次疫情對旅遊經濟的負麵影響，運用的分析是比較研究法，在邏輯上是合理的。比較研究法是經濟學常用的一種分析方法。然而，我們在運用這種方法來分析其影響結果時，必須考慮兩個不同時期的旅遊經濟體量、旅遊發展週期、旅遊經濟結構以及疫情影響的範圍和時間。隻有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，才能對本次疫情的負麵影響做出準確的、理性的判斷。綜合考慮以上因素，兩次疫情發生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是不同的，對旅遊的造成的影響也是不一樣的。
首先，旅遊經濟體量是不同的。2002年我國gdp為10萬億元人民幣，全國旅遊收入為6000億元人民幣；十七年後，2019年我國的gdp近100萬億元人民幣，全國旅遊收入近65000億元人民幣，無論是社會經濟總量還是旅遊經濟總量，都是兩個不同量級的差彆，2019年一個月的旅遊收入相當於2002年全年的旅遊收入。這種規模性的旅遊體量，在疫情結束時，無論是報複性的反彈，還是高強度的恢複，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我們可以期待，在疫情結束時，旅遊有一個較大幅度的反彈，但這種反彈的數量以及形成的旅遊需求與2019年的旅遊規模與體量比較，是有著極大的差度的，這一點我們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。
其次，旅遊經濟所處在發展週期是不同的。旅遊發展受製於國際社會經濟環境以及旅遊經濟發展週期
這一點，大量的統計研究以及各國旅遊發展的實踐已得到證明，從旅遊需求的理論研究也得到充分證明。2003年，我國的旅遊發展處在一個較好的國際環境之中，中國入世，使中國經濟融入了世界經濟發展之中，國際商品貿易活動的加速，商業活動的國際交往的人員的流動，對衝了由疫情所帶來的負麵影響。2003年我國入境過夜旅遊3297萬人次，外國人889萬人次，2004年我國入境過夜旅遊4176萬人次，外國人1365萬人次，分彆比2003年增長了26.66 和53.66%，2005年我國入境過夜旅遊4680萬人次，外國人過夜旅遊1641萬人次，分彆比2004年增長了12.1%和20.2%。當前我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不同於以前，經濟下行壓力、國際貿易放緩，製約了我國入境旅遊的增長。2017年我國入境過夜旅遊6074萬人次，其中外國人入境過夜旅遊 2248 萬人次，分彆增長了2.5%和3.8%，2018年，我國入境過夜旅遊6290萬人次，其中外國人入境過夜旅遊2364萬人次，增長速度均低於3%，2019年統計冇還冇有出，但根據上半年統計分析，兩項指標的增速也維持在2018年水平，不會有大的增長。以上分析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，今年同2003年相比，旅遊發展的國際環境存在的不同，直接地反映到入境過夜旅遊人次和外國人入境過夜人次的增速上，2003年時期兩項指標的增速處在一個高增長髮展階段，平均增速在15%左右，2015年之後，這兩項指標處在一個低速增長階段，平均增速在3%以下，旅遊發展週期的不同，決定了疫情對旅遊的衝擊程度的不同。
第三，旅遊形態是不同的。2003年，我國的旅遊主體是觀光旅遊，旅遊產業鏈比較單一，基本上是以旅行社為核心的觀光旅遊。這種單一的旅遊形態以及旅遊產業鏈，有兩個明顯的經濟特性，一是旅遊形態和產業鏈單一，旅遊經濟所涉及的行業相對較少，無非就是航空公司、旅行社、景區和酒店，旅遊對社會經濟的影響程度不大，恢複起來也比較容易；二是由於旅遊形態和產業鏈單一，市場主體十分明確，政府可以製定有針對性的政策，快速解決旅遊企業應對疫情衝擊的痛點和難點，政府施救相對容易。不同於2003年，我國的旅遊經過十七年的發展，旅遊形態日益豐富。旅遊已經不是單一的觀光旅遊形態了，除了傳統的觀光旅遊之外 ，度假旅遊、休閒旅遊、商務旅遊、研學旅遊、技術性旅遊、養老旅遊、體育旅遊與觀光旅遊共同構成了我國的旅遊類型體係。我們都知道，旅遊需求決定旅遊供給，旅遊類型決定旅遊產業鏈。當旅遊類型擴展時，旅遊供給和旅遊投資也會隨之擴大，旅遊產業鏈和旅遊企業組織類型也會隨之增多。在多種旅遊類型發展階段下，旅遊企業組織形態會更加豐富，更加多樣。景區、度假區、民宿、旅遊綜合體、酒店、旅行社、ota平台、客運、演藝、旅遊基地、代理商、旅遊投資公司、旅遊設計公司等等，旅遊對整個社會經濟的行業的滲透和關聯能力在不斷強化，影響在日益放大。位於不同的產業鏈的旅遊企業，對政府施救的需求是不同的。勞動占有主體的旅遊企業期望政府在勞動保障政策方麵加大力度，資本占有主體的旅遊企業期望政府在金融政策方麵有所突
破，不同企業的不同需求，加大了政府施救的難度。
最後，旅遊消費的大環境不同。疫情過後，旅遊反彈的力度與恢複的程度取決於消費環境。今年旅遊消費環境不同於2003年，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麵：一是家庭負債率是不同的，2003年，我國家庭負債率隻有5%，較低的家庭負債率，意味著家庭實際可支配收入水平是高的，為旅遊消費擴大提供了支出保證。然而，2019年我國家庭負債率達到了55%，而且負債結構又不同於美國，美國主要是消費負債，而我國主要是剛性負債，房子貸款、車子貸款占有較大比重。疫情過後，在多數家庭收入減少的同時，這些剛性負債必須按期還款，隻能通過壓縮具有彈性的旅遊消費支出來實現，這就限製了旅遊反彈的經濟空間；二是生活成本是不同的。近年來，我國的家庭生活成本、教育支出、養育成本大大提升，這些剛性成本也製約了旅遊消費水平，我們從近幾年國內旅遊平均消費下降可以充分說明這個問題；三是擁有的可支配旅遊時間是不同的。2003年的疫情影響的時間與範圍比較小，而這次疫情影響的範圍涉及到全國，而且持續時間較長，春節假期不斷延長，學校開學日期不斷推後，大大地占用了工作時間和學習時間。可以想象，在疫情過後，單位和學校為了補上工作與學習時間的損失，將會大大縮短假日時間和暑假時間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旅遊者可自由支配時間就會大大降低，從而減弱旅遊經濟反彈的力度和幅度。
客觀來說，本次疫情對旅遊業的負麵衝擊將遠遠超過了2003年。按照當前抗擊疫情戰役的情況，如果3月控製住，穩定住，到4月底，全國的旅遊市場逐步恢複的樂觀估計，旅遊業的損失也是巨大的。在不考慮其它因素下，我們可以粗略地作出以下判斷；首先是旅遊總量，2019年，全國全年旅遊收入總量大體為65000億元人民幣，其中包括國內旅遊和入境旅遊，國內旅遊如果5月開始恢複，入境旅遊9月開始恢複，考慮到需求時間因素和消費支出因素，全年旅遊收入不會超過40000億元人民幣，比2019年旅遊收入大體減少24000億至28000億元人民幣，比2019年會形成35%至40%的負增長；從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週期以及旅遊市場自然發展規律來看，到2021下半年恢複到2019年規模水平上，旅遊業的恢複時間大體需要13個月到15個月左右；其次是旅遊市場結構，也就是國內旅遊、出境旅遊和入境旅遊三大市場的恢複，國內旅遊特彆是短程旅遊率先恢複，出境旅遊恢複需要一定的時間，入境旅遊的恢複需要更長時間；第三是旅遊形態，自然類的觀光旅遊率先啟動，文化類、娛樂類和場館類的觀光旅遊恢複起來比較緩慢，研學旅遊、演藝旅遊、郵輪旅遊恢複起來的難度較大，持續時間較長。與此同時，度假旅遊、自然康養旅遊將會有一個大的增長；第四是旅遊空間，城市旅遊會有一個規模性下降，鄉村旅遊會有一個大的漲幅，其中鄉村民宿旅遊恢複較快。從旅遊目的地來說，自然地理尺度大的地區如新疆、西藏、青海、內蒙古和疫情不嚴重的地區如貴州、雲南、吉林、寧夏、山西、海南，旅遊會有一個大的恢複，甚至會一個大的發展，以武漢為中心的周邊地區以及長三角地區旅遊恢複較為緩慢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