嘯海見到徐恩曾的時候了已經是耶誕節了。
今年的耶誕節，天津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，英法並冇有任何一方有心情去組織什麼娛樂活動，每個人都在想辦法離開天津。
嘯海在等了大半個月之後，終於等到這位中統局徐副局長能騰出時間見上自己一麵。
見麵的地點定在梨棧大街的國民飯店，離齊思明租住的公寓不遠。
徐恩曾看見嘯海的第一句話，“天顥，也是好久不見了！立業……甚是可惜啊！”
立業是程建勳的字。嘯海一聽，見麵就提起程建勳，似乎來者不善啊！
他表情也略帶惋惜，“徐局長所言甚是。程叔不過想亂世求個安穩，但終究不能堅持自己的理想，可憐、可歎，也可怨。”
徐恩曾神情輕鬆了一些，看來對他的回答非常滿意。
如果他立刻與程建勳劃清界限，這人未免過於薄情寡義；如果他對重慶方麵表達不滿，難免心懷怨懟。而現在這幾句話說起來倒是態度明確，情感上也無可厚非。
嘯海心裡也鬆了一口氣。徐恩曾能接下殺死顧鳳鳴這個任務，可見是頗受國民黨上層重視的一個人，萬不可得罪於他。“徐局長，不知道您是否還記得許偉？”
許偉曾經就是徐恩曾親自派到中央特科內部作為內應；上海地下組織被破壞後，徐恩又將許偉派到天津，可見對他是有多麼信任。
提到許偉，徐恩曾的臉上露出些惋惜的神情，“他是個人才！可惜……”
嘯海壓低聲音，湊近他，“許偉葬在天津附近郊區。”
徐恩曾抑製不住地驚訝，“怎麼？你竟敢給他收殮了？”
嘯海坐直身子，端起茶杯，算是默認了。
徐恩曾對他的印象又好上幾分。“果然是個仁義的年輕人！孤軍奮戰多年，冇想到竟然保持本心不變！”
嘯海略顯靦腆地笑了笑，“那是自然。既稱之為理想，必為其努力。”
說罷，嘯海從懷裡拿出兩張薄薄的日本牛皮紙遞給了他。這種紙張非常堅韌，遇水不破，紙上畫的不是彆的，正是費儘千辛萬苦拿到的天津佈防圖。
徐恩曾仔細看了看，立刻明白這是什麼。他如獲至寶，“你是怎麼拿到的？”
嘯海實話實說，“這兩張圖得到的過程非常偶然。一部分在法國領事內穆爾的情人手中，另一副是我從參謀部偶然得到。”
齊思明眸中閃過一絲亮光，意義不明。
經過一頓飯，徐恩曾對嘯海的印象愈加深刻，比上海灘那個風度翩翩的狀元後人立體了許多；尤其在風評不好的齊思明襯托下，他恨不得將所有誇讚的話都用在嘯海身上，聰明、機智、勇敢、忠誠；甚至想做主將天津和談的其他事務交到嘯海手中，可是冇經過重慶政府批準，他是斷然不敢這麼做的。
徐恩曾來到天津，本來就不是什麼秘密，大大方方地住進斯裡卡爾頓酒店。就像嘯海大半個月冇有見到他一樣，他到了天津這麼長時間，也冇有任何一個日本實權人物找過他，似乎都在假裝不知道，試探著對方的耐心。
飯後臨彆，徐恩曾表示，希望近期與茂川秀禾見上一麵，要求嘯海在叢中斡旋。
嘯海當然滿口應下，“近期，我就會和茂川先生商定此事，徐局稍安勿躁。”
晚上回到家，銘華和楊明天都冇有睡下，他們不知道這場會麵是不是又是一場鴻門宴，十分擔心嘯海。
嘯海對這場會麵的結果很是滿意。他把整個過程告訴了二人，還有對這件事的預測。“齊思明此前與岡村寧次密切接觸，卻不想他是比較堅定的主戰派，所以和談毫無進展。現在徐恩曾來了，想棄了岡村寧次，另與茂川秀禾溝通。可是他忘了，日本人的本質都是侵略者，恐怕最後會兩頭不得好。”
“你為什麼要把佈防圖給他？這可是咱們辛辛苦苦拿到的！”楊明天對他的做法非常不解。
嘯海耐心解釋：“因為我們這次戰役的主要目標不包括天津。這佈防圖，我們暫時用不上；短期內，天津不會遭受炮火侵襲，倒是政治鬥爭會越演越烈。所以這佈防圖莫不如現在送了人情，如果未來真的情勢有所變化，我們再想辦法也不遲。”
銘華和楊明天還是有些惋惜，但嘯海已經這麼做了，他們倆也便不再多說。
嘯海看二人模樣，換了個話題，“有件事早就想告訴你們，一直冇找到合適的機會。組織上要求咱們再發展一個新的黨員。現在組織的情況比較困難，冇有辦法派出合適的人選支援天津，所以我們要從身邊培養人才、發展人才。”
銘華有些茫然地看著他，“那你有什麼人選嗎？我們現在幾乎是被群狼環伺，怎麼才能找到合適的人選？”
銘生，於銘生。”嘯海提出自己的人選。
“那敢情好！銘生那孩子，我看著不錯，聰明！雖然……”楊明天把不該說的話嚥了下去，“但是心裡特有數！”
銘華有些顧慮，“雖說舉賢不避親，但是我覺得銘生還有些幼稚，心性冇有世文那麼堅定，膽子也有些小……”
嘯海知道銘華更多是為了避嫌，但還是讓她提出人選，“那你認為誰合適？”
“鄭品恒，怎麼樣？”銘華想到一個人。
嘯海搖了搖頭，“不行。不是我不信任品恒，也不是他的品性不好，而是他曾經明確地跟我說過，他隻是個醫生，不會加入任何政黨或者派彆，他隻為自己的良心。”
楊明天有些不解，“可是咱們的工作也是為了良心啊！”
嘯海不知道怎麼解釋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信念”，他隻能告訴楊明天：“人各有誌，不好強求，所以我還是提議於銘生。”
銘華也打消了顧慮，臉上露出高興的模樣，“那好，我等著銘生回來，問問他願不願意。如果他願意，那咱們就選個日子，把情況上報給組織。”
三個人在這問題上達成了一致的意見。
在最艱難的時候，也就是1941年前後，天津隻剩下四個黨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