俠之大者，為國為民。中國功夫曆來是中國文化走向國際的一張名片，也衍生出人們喜聞樂見的傳奇故事，刀光劍影、快意恩仇，給人們無限的想象空間。眾所周知，武術是中國重要的文化遺產，而武俠小說是在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加以想象寫成的。那麼，中國古代真的有武藝高強的大俠嗎？他們所遵循的行為準則由何而來？劍法、拳腳、輕功、暗器……這些“功夫”又有多少是真實的？
儒墨兩家均有俠義傳統“綠林”本是西漢地名
先秦典籍《韓非子》說：“儒以文亂法，俠以武犯禁。”可見，中國功夫最早與“俠客”這一群體有著莫大的關係。關於“俠”的起源，說法不一。章太炎認為儒家與“俠”有關，其在《檢論·儒俠》中主張“以儒兼俠”，儒家尚勇，孔子說“勇者不懼”，儒家又尚義，“殺身以成仁”，這些都是“俠”所認同的精神品質。
清代黃山壽《風塵三俠》
魯迅則認為“俠”與墨家關係緊密，其在《三閒集·流氓的變遷》中說：“孔子之徒為儒，墨子之徒為俠。”墨家以憂患救世為己任，與“俠”在思想觀念上非常接近，《淮南子》記載說：“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，皆可使赴火蹈刃，死不還踵。”另外，墨家有很多擅長打仗、專事武力攻伐的專家，墨子本人就曾憑藉著自己的軍事才能而“止楚攻宋”。還有學者認為“俠”起源於士階層，先秦的士學習“六藝”，既有“禮樂”的文，也有“射禦”的武，俠是從他們中間脫離出來的。總之，俠的起源很複雜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中國武術的兩大基石就是俠義精神和習武傳統。
先秦時期，會功夫的人講求言信行果，倡導敢於為瞭解救彆人而獻身，標榜施恩而不圖報，豫讓、專諸、聶政、荊軻等都是這樣的人。漢代則開始出現分化，一部分人依舊保持著傳統的武俠精神，扶危濟貧，不計自身得失，如郭解、劇孟等；一部分人則開始走向豪暴，仗著武藝而作惡，成為了匪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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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以前，習武之人要麼充當門客依附於權貴，要麼將習武作為晉升的途徑。到了唐代，“義”被看作是行武的一個最為重要的精神品質。宋明時期，習武之人仍以“忠孝節義”為主導精神，但有了自己獨特的棲身場所——“綠林”和“武林”。“綠林”本是一個地名，西漢末年，王鳳等人聚集在綠林山中對抗當時的王莽政權，宋代起有了“綠林好漢”的提法。至於民間“武林”的形成，則是為了抵抗異族入侵、維護社會治安，他們遵守公共秩序，承認官府的權威。總之，無論身處“綠林”還是“武林”，“江湖義氣”都成為習武之人最為重要的觀念。
在古代宗法製社會中，一個人淪落江湖，失去家族的庇護，就必須建立新的自保機製，要麼采用“結拜”等手段重建親緣關係，要麼就遵循“義”的規則互相幫襯，這就是俠義精神經久不衰的重要原因。“非武不成俠”，中國武術有些是真實存在的，有些則是想象。武術反映的是人們對習武之人的一種期待，希望有超凡本領的人主持正義，因而武藝總是和武德緊密聯絡在一起。
唐代文人多佩劍傳統武術冇有內外功之分
習武是中國古代的一大傳統，雖然後世文學作品多有誇大描寫，但許多招式與兵器都有真實的曆史源頭。例如我們常說的“十八般武藝”，這種說法最早見於宋人話本小說《史弘肇龍虎君臣會》，但冇有詳說究竟是哪十八樣，到了《水滸傳》裡，纔有明確的說法，即槍、戟、棍、鉞、叉、钂、鉤、槊、環、刀、劍、拐、斧、鞭、鐧、錘、杵等，部分是古人實際使用的兵器。
先秦時期，膂力過於常人，或者敏捷矯健的人就是武藝高強之人，他們最為主要的武藝之一是射箭。秦漢以後，劍術成為重要的武術，一些武功高手又被稱為“劍客”或“劍士”，“劍”往往是習武之人的標配之一。《漢書·藝文誌》有“劍道三十八篇”，這應當是秦漢時期流傳的劍法。
唐代文人崇尚俠義精神，尤好劍法，大詩人李白便是一個典型代表。《新唐書·李白傳》載：李白“喜縱橫術，擊劍，為任俠，輕財重施”。其《俠客行》有句：“十步殺一人，千裡不留行。”《贈從弟襄陽少府皓》又曰：“結髮未識事，所交儘豪雄。卻秦不受賞，擊晉寧為功。托身白刃裡，殺人紅塵中。當朝揖高義，舉世稱英雄。”除了李白，與其同時代的崔顥，其《遊俠篇》也有任俠之氣：“少年負膽氣，好勇複知機。仗劍出門去，孤城逢合圍。殺人遼水上，走馬漁陽歸。”同一時期，劍也成為了唐代文人們的標準配置。古代有“左琴右劍”的說法，象征著一文一武，和武將不同，讀書人的佩劍並不是禦敵的兵器，而是一種象征風雅的裝飾。在古人眼中，寶劍有君子之德，文人佩劍，意味著尊貴的身份和地位。